周毓麟：采数学之美为吾美

在他身上有一种不顾世俗名利的执着不懈，有一种力求完美的坚定不移，有一份慷慨担当的使命情怀，还有一份坦荡从容的人生智慧。

周毓麟是我国核武器设计中数学研究工作早期的主要组织者和开拓者之一，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领域，他是我国早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在长期的研究生涯中获得了系统的杰出成果；基于科学计算实践，他建立了离散泛函分析的方法和理论。为此，作为主要完成者之一，他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及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各一项。他还获得了华罗庚数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及苏步青应用数学奖特别奖等奖项。

弄堂里走出小数学家

1923年的2月12日，正值腊月二十七，周毓麟出生在上海市大沽路一条普通的弄堂里。周家是个小康之家，周毓麟的父母勤俭朴实，古板守旧，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

按照父亲的安排，周毓麟5岁半进入私塾启蒙，一年后转入弄堂口的青华中小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周毓麟在小学和初中的成绩平平。初中毕业后，父亲要他辍学去做学徒，经过苦苦哀求，周毓麟获得上高中的机会，进入大同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就读。在大同大学附中，他在数理化方面的潜力被发掘出来，尤其是对数学极有兴趣，通过自学，他发现了一系列圆几何的新定理，被班上同学戏称为“中国的巴斯科尔”。

高中毕业前夕，周毓麟立志要上大学继续攻读数学。有人劝他说：学数学毕业后不好找工作，应该读工科，以后好找饭碗。周毓麟却不为所动，他对数学的热爱已经到了不能舍弃的地步。

1940年夏，周毓麟考入大同大学数学系。数学系和物理系合并上课，他和徐亦庄、郑振华三名同学同进同出，人称“刘关张”。因为同时上了数学系和物理系的全部课程，尤其是受到了朱公瑾、高扬芝、叶蕴理等一批名师的倾心指导，周毓麟的眼界大为开阔，为日后参与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他从纯理论研究转向应用研究，特别是国家重大工程需求牵引的应用基础研究，都得益于在大学时期丰富而广博的学习。

跟随陈省身先生学习拓扑学

1945年夏，周毓麟大学毕业。抗日战争的胜利却没有迎来国家建设的振兴，他四处寻找机会无果，深深感到现实的无奈。年底，在叶蕴理教授的推荐下，他和好朋友徐亦庄获得了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助教的职位。临时大学解散后，又以失业之身回到上海。

他和徐亦庄决定去国立中央研究院上海分院碰碰运气，看看物理研究所和数学研究所是否招收研究生。结果两个所都不招生，徐亦庄失望而归，周毓麟却幸运地获得了旁听陈省身先生讲课的机会。

那时，受姜立夫所长的委托，陈省身代理筹办数学研究所。陈省身希望以拓扑学为起点，将数学主流作为研究项目的内容，并计划将数学所创建为国内拓扑学研究的基地，因此，他在数学所注重培养新人，开设了一系列讲座。周毓麟认真学习，善于领悟，他的进步很快，引起了陈省身先生的注意。虽然没有名师推荐，但周毓麟还是于1946年11月正式进入数学研究所，并接替赴法留学的吴文俊担任图书管理员一职。

周毓麟顺利进入了拓扑学研究的大门。陈省身先生指导他研究“判断多维空间的双曲面可定向问题”，1948年初，论文《关于可微流形的可定向性（英文）》在清华大学《科学报告》第五卷上发表。

这项课题的研究给周毓麟很大鼓舞，他说：“陈省身先生指导我，我好像突然就开了窍似的，对工作对学习都好像很有信心，很有办法了。他接着把问题拓展到空间中的两次曲面的可定向性，甚至是同伦群。陈先生又让他做Grassman流形的可定向问题。他写成了一篇《实二次超曲面同调性质之研究》的报告和一篇摘要，在南京举办的中国数学大会上作了报告。

也就在1948年下半年，中央研究院决定搬迁到台湾，数学所的研究员们纷纷寻找后路。陈省身要去美国，临行前他找到周毓麟，表示要带他去美国攻读学位，让周毓麟先去台湾等着。周毓麟没有过多考虑，当即谢绝。陈先生又推荐他去大同附中任教，周毓麟也不愿意，他觉得自己最好还是到大学里去做研究。

最终，陈省身先生给清华大学数学系段学复先生写信，将包括周毓麟在内的5名弟子推荐到清华大学工作。

从清华到北大，萌生“数学要有用”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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